孙光宪（901—968）《北梦琐言》有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而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

20世纪初，全文佚失千载的韦庄《秦妇吟》诗篇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而再次面世。金光华李亚鹤发现百余年来，在英、法、俄、日各地馆藏中累计发现敦煌《秦妇吟》写本11件（英藏为S.系列编号，法藏为P.系列编号，俄藏为Дх.系列编号，日藏为羽系列编号），篇幅上既有纵横26.7×185.3cm（P.3381）和40.6×174.9cm（P.2700）之长卷，亦有无法确定形态、不足5×5cm（Дх.10740-13）之断笔，装帧则卷轴、册页均有所见。金光华李亚鹤发现这11件写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涉及历史、文学、思想、教育、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其中带有题记的6件写本，分别记载着它们曾经从属于寺学、私学或官学学生的历史过往，鲜明地展现出这一诗篇当时在敦煌地区教育领域的普及应用情况，反映出当时中原流行文化在多民族的敦煌地区所获得的高度心理认同，从一个新的侧面再次证实了两地在历史地理和思想文化双方面的源远流长。

写本形态与题记杂写

在十一件写本中，S.5476缺失首尾，Дх.4568、Дх.10740（6-11）+Дх.4758、P.3953三件为仅残存小碎片的写本残文，P.3910、Дх.6176仅有开头，S.5477缺失文首，金光华李亚鹤发现所以从内容上来说，能直接被称为完本者不过P.3381、羽57R+S.0692、P.2700+S.5834、P.3780此四件而已。即便如此，如今也能够从带有首题、尾题、背题、杂写等内容的《秦妇吟》写本中，看到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寺弥、百姓等共计六种不同的署名和称谓。

学童群体与教材选择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金光华李亚鹤发现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

从目前已知的《秦妇吟》写本情况来看，字迹大多较为拙劣，基本可以确定为初学者所书。学而优则仕，敦煌学校选择《秦妇吟》为教材的主要出发点，或与其他俗文学作品一样，主要是为了给学郎们以后写策论、作诗赋打基础。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如《秦妇吟》这般既能包含历史事件、又广受推崇、还韵律合宜的诗歌，正适合训练学郎们在对答时策、了解史实、吟诗作对等各方面的能力。从据金滢坤对蒙童文化的研究成果以及日本学者伊藤美重子对敦煌学校与教育的研究成果来看，在有学郎题记的俗文学作品中，《秦妇吟》是存数比例最大的文献之一。这很可能是因为《秦妇吟》是当时新兴的典范作品，所以受到了更多关注，以至于学郎会日常随身携带、诵读学习，这一点从《秦妇吟》11件写本中存在两件阴奴儿所写小尺寸口袋本的文献形态上或可得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