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事的行业千差万别，各有所异，但均可归纳于学、商、教三大领域之中。在中国的学、商、教这三大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里，卓有成就者数以千计，但能同时在学与商，或学与教，或商与教中均有建树者则屈指可数。而同时在学、商、教三大领域中均有建树者更是凤毛麟角。王启松就是这样一位在学、商、教三大领域不仅有建树，而且还有着卓越建树的“怪杰”巨匠。
学
在“学”，科研的领域里，他曾获得包括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20余项不同级
别的科技大奖，并拥有诸多令人艳羡的头衔。那时，他不仅仅曾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顾问，国际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和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他还是中国生物高技术863专家组专家，期间曾与袁隆平教授共事。当时袁隆平负责农业高科技，他负责蛋白质工程。863专家组专家是一个只有杰出科学家才能入选的光荣头衔。那时，即使是拥有一项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的人，都能被评为院士，因为一等奖常常是空缺的。王启松运气不佳，在他拥有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院士申请处于冻结状态。而当院士申请开放时，他又去了联合国工作。等到他回国创业可以申请院士时，那时又规定院士不对私营企业开放。若干年后等到对私人企业开放时又规定申请人的年龄不得超过65岁，而那年他正好67岁。王启松一直在与院士头衔在躲猫猫，始终没有找到它。
1965年9月的某一天，当王启松大学毕业来到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报到时，整个研究所正沉浸在一片狂欢的海洋之中，他们正在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而欢呼雀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一有活性的蛋白质。因为署名和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生化所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能来到这样一所国内顶级，世界知名的研究所工作本来是一件令他兴奋和引以为豪的事，但王启松心里却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因为他发现：(1) 生化所所有研究课题都与生物学紧密相关，而他是学化学的，对生物学一窍不通。(2) 他核酸研究室的同事刘望夷曾问他是学俄语的还是学英语的，当他回答是学俄语的，没有学过英语的时候，刘望夷直率地说：“不懂英文，在生化所就是一个文盲。”这句话像一把匕首刺痛了他的心。他哪里会想到，他一夜之间竟成了生化所300多名研究人员中唯一一个既不懂生物学又不懂英语的双文盲。（3）在生化所300多名科研人员中有十余名留美、留英、留苏的博士和教授。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毕业于北大和复旦生物系的高材生。而在这些人群中还有许多人是大学校长、教授、富商和名人的后代，他们才华横溢，年富力强，给人高大上的美好感观。在描述这巨大差异时，王启松悲观地说：“与这众多的大咖和牛人比，他们像是一座雄伟的高山，而我像是一捧可怜的黄土。”
屋漏恰逢连夜雨，正当王启松想通过读书赶超他们时，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因为所有的科研都停顿了，中科院所属的上百家研究所的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都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无事可做，他们每天只好无奈地用打牌，下棋，聊天来消磨这长达12年之久的漫长时光。而这时的王启松却勇敢地选择了看书。每天早上8点前，他就等候在中科院华东分院图书馆的门前，直到下午五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把收集到的资料都写在活页纸上，几年后，当他整理这些活页纸时，发现它居然有近半人高。为了让看书和收集资料不至于太枯燥，他通过编写《核酸的化学》的方法，一边收集资料，一边写书，实现一箭双雕。两年后那厚达300多页的《核酸的化学》终于脱稿。
曾有一好心的同事问王启松：“你成天泡在图书馆里，不怕挨批挨斗吗？”他回答说：“即使挨批挨斗我也要看书，他们总不可能因为我看书把我关进监狱吧！”
王启松的看书很快就收到了第一个大的回报。上世纪70年代初，中科院院部决定启动另一项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并驾齐驱的重大课题-人工合适核糖核酸。为了能参与到这一宏大项目中，王启松如饥似渴般地阅读相关的资料，希望能加盟其中，并有所作为。终于有一天，中科院组织的人工合成核糖核酸宣布正式启动。在那场有着来自中科院四个研究所的150名左右科研工作者参加的誓师大会上，王启松不仅荣幸地被邀请作主题发言，还意外地被任命为这课题三大组之一的“新技术组”的组长。他之所以备受重任是因为在此之前他曾向领导小组写过一份报告说：“据我的看法，现在的人工合成核糖核酸的技术路线是有欠缺的，是沿一个方向延伸的，完美的技术路线应该是双向的。”当时的新技术组共有10人左右，除了他这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外，其余的人都是资深的研究人员。他们有些人后来都成了教授，有的还成了中国知名的教授。王启松，一名乳臭未干，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平步青云，备受重用得益于他那不畏艰难，不惧政治压力和持之以恒的读书经历，更得益于杜甫那句“读书破万就，下笔如有神”的千年古训。
那时王启松已有了两个女儿，家庭生活是极其艰难的。他每月的工资只有50多元，为了赡养老父亲和四个弟妹，他每月得寄25元给他们。妻子在上海远郊的上海试剂二厂上班，乘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回得花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因此家务的重担自然地落到他的肩上。那时，他每天六点就得起床，先是去菜场排队买菜，买早点，再回到家里为两个女儿穿衣，洗漱，喂食早餐，然后把他们俩分别送到托儿所和幼儿园。下午，他先得把两个女儿先接回家，然后开始做晚饭，晚饭后帮两个女儿洗脸洗脚，妻子则忙于洗衣和缝补衣裳。那时买肉都得凭票，为了让妻子和两个女儿能稍微多吃一点肉，在吃肉丝炒菜时，他的筷子与肉丝像是同级的磁铁一样会自动地把肉丝排斥在外，结果给两个女儿留下了爸爸天生就不喜欢吃肉的印象。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仍旧坚持每晚看书，常常看到深夜。在诺大的上海，他是否是那时整个上海最累的男人，已无从考证，即使他不是最累的，也一定是最累的人群中的一个。
王启松自幼就身体健壮，几乎从来就不生病。但因家务担子太重，生活太艰苦，他终于因积劳成疾，因为胃出血倒下了。大约是在1971年的6月初，当他从家乡养好病回到上海时，当大家穿着衬衣时，他却穿着厚厚的大棉袄，脸色蜡黄。
大约在1979年5月，改革开放后初的某一天，生化所迎来了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化系知名教授王子晖教授的访问。为了办好讲座和讲座后的两场专题研讨会，年迈的王应睐所长亲自督阵，叮嘱所有的科研人员务必到场聆听，并参加讲座后的两场研讨会。阴差阳错，一向求知如渴的王启松因为做实验停不下来没有去听这场重要的报告。等到由刘望夷主持的研讨会开始时，他才发现王启松竟然不在场。当他找到王启松并请他参加研讨会时，王启松尴尬地说：“你看，我在修油泵，满身都是油，我实在没办法去。”听说他不去，刘望夷有点急了，说：“今天你无论如何得帮我的忙去参加研讨会，你不去，我心里不踏实。”看看他那诚恳而又急切的样子，王启松去了。讨论十分的热烈，王启松也提了一个问题。但等他的提问刚刚落音时，王教授问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王启松。”王教授接着说：“请你在会后留下来。”会后王启松主动走到前台与他握手。王教授说：“如果今天晚上7点你有空，请你到太原路的外宾招待所，我有要事跟你谈。”晚上王启松骑着他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单刀赴会。他俩谈的十分投机，王教授向王启松提了好多好多的提问，而王启松似乎都能一一作答。突然王教授说：“我郑重邀请你和你的夫人到我的实验室工作，做有关tRNA的研究。”他还说：“你们俩往返多伦多的飞机票均由我承担，你们两人的年薪暂定为四万加元。”回到家里，当王启松兴致勃勃地把这特大喜讯告诉妻子时，妻子的表现却异常的冷淡，她说：“你既不是积极分子，也不是党员，生化所的领导会答应你去加拿大吗？我们俩一年四万加元的薪水，相当于24多万元的人民币和我们俩200年的薪水，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王启松何曾想到，他的那个自己也忘记得一干二净的不经意的提问竟让中了好几个头彩，他们俩不仅是中科院第一对同时被国外教授点名邀请的夫妻，第一对拿国外薪水的人，第一个万元户。这爆炸性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中科院华东分院的几个研究所，成了所有人谈资最重要的话题。
王启松和妻子在多伦多动物园的照片，摄于1981年
在王子晖教授实验室工作的3年里，他不仅发表了数篇高质量的论文，还学到了许多在中国难以学到的知识。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愉快而又和甜美。刚来到多伦多时，映入王启松眼帘的所有东西都是那样的美好和艳丽，宽广，整齐而又干净的马路，新鲜的空气，超市里那些从未见过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别致，漂亮，别墅式的房屋，穿梭如织的小轿车，那高耸的摩天大楼，人们穿戴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儿童脸上那欢快的笑脸，彬彬有礼的市民给他俩似乎置身于天堂的美好感觉。那时他何曾想到，40多年后的中国不仅追了上来，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加的繁华和昌盛，而且还成了加拿大人和全世界人民仰望的对象。
那几年，有许多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都陆陆续续移民加拿大了。他们夫妇俩既不羡慕，也毫不动心，而是坚定地选择了回国。在他们俩眼里，中国才是他们最温暖的家。
1985年初是生化所评定职称的一年。那段时间生化所热闹非凡，上上下下都是报告会。凭借他拥有的10余篇出色的论文，王启松完全有把握过五关斩六将被评上副研。但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他是不可能通过的，因为那时的他是整个生化所最年轻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为了避免职称评不上，反而被羞辱场面的出现，他决定放弃申请。这时的他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真想生一场大病躲在家里，眼不见为净。他还预测几年后的下一次，甚至下下一次的职称评定他照样不能过关，因为排在他前面还有那麽多的大哥和大姐们也在焦急地等候着。这不是生化所的问题，是整个中国选拔人才体制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琢磨怎样尽快地离开这令他触景伤怀的是非之地，到一个可以施展他才华的地方去。很快从复旦大学遗传所传来了好消息，遗传所所长，著名是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要亲自接见他，并把遗传所的四个决定当面告诉他：（1）尽快解决王启松的职称问题。（2）给他安排了两大间总面积120平方米的实验室。（3）提供DNA合成仪器和DNA测序仪等高级仪器设备。（4）允许他带研究生。复旦大学遗传所对王启松的重用帮助他的科研成果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那些年，他除了获得六项863项目的资助外，每年发表的论文多达30余篇，其中的两项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受贵人，中国生物高技术863专家组顾问谈家桢教授之举荐，他还意外地被聘为中国863生物高技术专家组的专家。那时863生物高科技分成医学、农业和蛋白质工程三大块，总共设有500个左右的课题。为了不显眼，他向这三个大组各提交了两份863项目的申请，结果是全部命中。那时，在许多名牌大学里，即使能获得一项863的项目的人也是莫大的荣耀。每年年终，这500个左右课题的负责人和他们的团队都要到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863成果报告会，论文被装订成863论文集。会议期间的某一天，手握863论文集的北医大汤健教授正好与王启松相遇，他对王启松说：“你也太厉害了吧，我把你的论文数了一下，你的论文居然占了整本论文集的八分之一。”晚上回到宾馆，王启松把他的论文仔细数了一遍，的确有八分之一之多。一个有500个科研团队参加的论文报告会，他的论文数量居然超过总数的1/8，令人难以置信。
谈家桢教授，中国著名遗传学家
在复旦大学工作的4年里，他实验室的规模是当时中国同行中最大的，共有30名左右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他的实验室也是最繁忙的，每天深夜，当整个复旦大学校园一片寂静时，他的实验室常常是灯火通明。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20年后，这30名学生中有的成美国各大制药公司的业务高管，有的成了教授，研究所的所长，上市公司董事长，其中5人还成了亿万富翁。
王启松之所以能一举拿下六个863项目是因为他掌握了一独门绝技-人工合成基因。那时，获取基因的基本方法是克隆。克隆有着许多的缺点，它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命中率不高。那时，要筛选到某一特定的基因，如果运气好，一名硕士生或博士生常常得花2-3年多的时间。如果运气不好结果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留下的只有唉声叹气。而用化学合成基因的方法，不仅百发百中，而且速度特别快。对于一个小的基因，五六天就足够了。对于一条大的基因也只需3-4个月。在那得基因得天下的年代里，如果863项目不受限制，王启松说他同时拿下20项863的课题也不在话下。因为他的这独门绝技，王启松成了当时中国生物界的最受欢迎的人。那段日子在他的实验室门庭若市，有上门请求合作的，有求教的。他还受邀为全国4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做“基因合成和应用”的专题报告。当时有四所研究所和一化工厂聘请他当顾问，他拿到的顾问费是他工资的5-6倍。
王启松与他部分学生的合影
在那期间，王启松为了为全国众多的同行们提供合成引物（DNA片段）的服务，他还开设了DNA合成对外服务的项目，每年赚到的钱高达50-60多万人民币。复旦大学规定，只要把这其中百分之七的钱上交给学校，余下的钱可归个人所有。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早就成了中国继赫赫有名的杨百万之后的第二个王百万了。他之所以不动用这笔钱是因为他不仅认为这是一笔不义之财，而且还是相当危险的。万一某一天某一运动来了，把他定为贪污犯，他能怎么办？当然他可以把责任推给校方，但如果校方也受到惩罚，他又能怎样？在巨额的金钱面前王启松没有见钱眼开，能把握住自己，值得赞扬。。
作为863专家组的专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去各地检查各课题组执行863课题的情况。因为太忙，王启松常常不得不请假，但每逢轮到去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去视察时，他从来不缺席，因为他喜欢听生化所林其谁所长在欢迎词中说的那句“欢迎某某某和王启松等专家来本所检查工作”的客套话。听到这话时，王启松感慨万千，他想：“如果今天我还在生化所，我可能会活活地被憋死。”王启松庆幸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该出走时就出走”。事实上，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的单位里，像王启松当年那样怀才不遇的人比比皆是，但遗憾的是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沉默和憋屈。
1988年的某一天，他的命运再次发生改变。这一天在他复旦大学的实验室里，他接待了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十余名高级顾问团的到访。他们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是希望通过面对面访问的机会能挑选若干名来自中国的高级研究人员去联合国所属的两个“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主持那里的工作。ICGEB有两个中心，一个在意大利，
另一个在印度的新德里。在王启松向这十余名高级顾问介绍他的研究工作后，他们对王启松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兴奋地留了下来，与王启松攀谈。他们谈话的目标清晰明朗，都在劝说王启松去ICGEB工作。顾问团的团长是大名鼎鼎的吴瑞教授，他对王启松说：“你去了ICGEB工作，那里不仅有精良的仪器，设备和充沛的科研经费，你本人将是那里研究室的主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顾问，你的年薪也是非常可观的。”后来，当王启松来到新德里的ICGEB就职时，ICGEB所长，Tewari教授告诉王启松说：“那次中国之行，我们是满怀希望而去，却败兴而归。在我们走访了近百家重点实验室，我们满以为能招聘到3-4名来自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但遗憾的是，我们只招到了你。”为了兼顾复旦大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王启松选择了距离上海更近的新德里的ICGEB。那段日子，他繁忙地穿梭于上海和新德里之间。
王启松的写有consultant(顾问)的联合国护照
除了科研外，王启松喜爱写作。除出版书籍外，他还发表和写有200余篇的科普文章，爱情诗和散文。其中描述他和妻子催人泪下的真实爱情故事《细致入微的爱》一文还曾得过全国的大奖。曾有一科普杂志与王启松长期约稿。每发表一篇科普文章，王启松能收到40多元的报酬。这40元的稿费对穷困潦倒的王启松一家是极其珍贵的。
他还是一名演说家，曾为全国300多所大中学学生做过题为《不贪吃天鹅肉的蛤蟆不是好蛤蟆》和《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励志演讲。网上一署名云之子的学生在评价他的演讲时说：“在北大我听过十几位大咖的演讲，唯独王启松先生的演讲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演讲的风格是不做作，不煽情，不夸张，朴实无华，但却给人亲切感和真实感，让人难以忘怀。”
在体育方面，王启松也有出众的表现。读小学时，他和同班的另两名同学，范贤国和单成福曾组建了一个名叫“三剑客”的乒乓球队，并频繁地向兄弟学校发出三人组的对抗赛。在他的记忆里，“三剑客”队所向披靡。他的毽子也踢的特别棒。高一时，曾和他的同班同学袁巨才获得过黄石一中双人组毽子赛的冠军。 他的象棋水平也相当不错。在生化所时他和曾以申和徐来根一起曾雄心勃勃地向苏州市象棋专业队发起过三人对抗赛的挑战。后来因为苏州市发生武斗没有成行。
从初中到大学毕业，王启松一直与足球为伴。高中时，他被湖北黄石青少年足球代表队选中。读大学时，他不仅是武汉大学代表队的成员，还是武汉市高校代表队的一员。那时的他离专业足球运动员只有一步之遥。
武汉大学足球代表队，王启松，后右起第四人
水有源，树有跟，王启松获得的诸多带有神奇色彩的成果源自他对读书的崇尚和他那坚韧不拔的毅力，源自杜甫那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千年古训。
二、商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生化所从事人工合成核糖核酸工作期间，王启松就萌发了创业的念头。那时，他做实验用的绝大多数科研材料和试剂，甚至包括一瓶高纯度的氯化钠和酒精不仅不得不从美国进口，而且还得等上两个月才能到货。看到这现象，其他人都习以为常，但王启松却认为这是国之耻。于是他暗自立下了一誓言：“等时机成熟时，一定要创办一以制造业为主业的公司，让中国人能及时地用上中国的产品，摆脱对美国的严重依赖。”
1990年在新德里ICGEB工作时，王启松的两个女儿正在加拿大读书。为了探望两个女儿，他和妻子每年的休假都是在加拿大度过的。这时，他那埋藏于心灵深处的创业种子开始发芽。为此，他邀请曾经的生化所同事，身居加拿大的沈思详先生各人出资3000加元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注册登记了“sangon”的生物工程公司，并决定把丙烯酰胺这个极为普通的化学试剂作为打开创业局面的第一块敲门砖。实际上早在8-9年前，当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工作期间，他就看中了这一产品，因为：（1）这是一个用量极大的化学试剂。那时全世界所有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实验室的DNA测序都是在自己的实验室完成的，而丙烯酰胺是测序必不可少的材料，用量特别大。（2）巨大的差价。那时，一公斤高纯度的丙烯酰胺在北美洲的价格竟然高达200美元或200加元/公斤，而中国工业级丙烯酰胺的价格只有2美元/公斤。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丙烯酰胺能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于是他开始着手准备，在网上找到了一家浙江宁海的化工厂能够生产丙烯酰胺。在与他们取得联系后，王启松要求他们提供的丙烯酰胺必须满足两个指标：（1）其纯度大于99.5%。（2）其40%溶液的电导要小于10。在发给王启松的传真里，这家化工厂负责人张文秋厂长确定：（1）三次重结晶的丙烯酰胺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指标。（2）报价是7美元/公斤。为了能在7月份休假前把货运到加拿大，王启松早在年初就下了订单，要求他们在6月前空运到多伦多。
在收到这500公斤丙烯酰胺，并完成分装后，他打算亲自去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各大学的实验室推销，为了保持强的竞争优势，他把价格定在50加元/500克和90加元/公斤。
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作为一黄种人去那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大学和研究所实验室去推销是不受待见的，这就像一名非洲人到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去推销一样。除了黄种人这缺陷外，王启松的其它特质，比如50多岁的年龄，带有浓厚中国腔的英文，平平的长相，销售经验的缺乏都是他打开市场的障碍。为了打开市场，能成功地攫取他的第一桶金，他没有多的选择，只好硬着头皮上。为了让这20余天的假期得到充分的利用，他马不停蹄地奔跑着，驱车穿梭于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十余个城市之间。他每天走访的实验室有30余家，在20天里，他造访的实验室达400家左右。
王启松的勇敢和辛劳终于换来了可观的回报。高峰时，平均每天能卖出50公斤的丙烯酰胺，相当于每天有4500元加元的进帐。在扣除进货成本和必需的费用后，他的净利润应该在3000加元左右，与一名加拿大教授的月薪水相差无几。
在马不停蹄的推销20天后，王启松的假期快到期了。为了让这笔生意能继续维持下去，他把分装，发货和收款的任务委托给一家蒙特利尔的一家公司，把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作为他们的报酬。
一年后，当王启松再次来到多伦多度假时，他与美国一家大的生物公司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每年采购5顿的丙烯酰胺。虽然报给他们的价格只有28美元/公斤，但因为进价只有7美元/公斤，其利润还是相当丰厚的。
王启松攫取的第二桶金是在印度完成的，也是利用业余时间获得成功的。在ICGEB期间，他从事的研究项目之一是重组胰岛素。当时印度Medicare公司对这项目有兴趣，于是派了公司的总经理Prakash博士与王启松联系。Medicare是印度四大家族Modi家族旗下的一制药公司。因为这层关系，王启松常常被邀请去Modi先生家做客。在一次聚餐时，王启松刻意问坐在身旁的Prakash博士：“请问您们公司卖的尿激酶和HCG（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是从哪里购买的？”他回答说：“是从日本进口的。”听说是从日本进口的，王启松认识到机会来了。他对Prakash博士说：“您们从日本进口的尿激酶和HCG的价格一定是非常昂贵的，是吗？”Prakash博士点头说：“的确非常贵。据说他们的原料也是从中国进口的。”王启松紧接着问：“ 如果我从中国进口针剂的尿激酶和HCG，贴上我加拿大公司sangon的商标，质量与你们从日本的一样，但价格要便宜得多，你们会接受吗？他回答说：“这是大事，我不能做主，我得请示Modi先生。”他补充说：“这是好事，我预计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价廉物美的东西。”听完这话后的那个晚上，王启松彻夜未眠，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如何把尿激酶和HCG卖到印度的许多细节问题。几天后，Prakash博士特地开车来到ICGEB，把Modi先生答应从sangon进口尿激酶和HCG的喜讯告诉他。于是，他开始策划如何把尿激酶和HCG卖给Medicare的操作细节。首先，他要求尿激酶和HCG的制造商-上海生物化学提供足够量的样品，先寄到沈思详那里，再请他改换成sangon的标签，再寄到新德里的Medicare公司。第二件事是请沈思详找一可靠的商业律师，询问尿激酶和HCG针剂从上海空运到多伦多，不报关，直接转运到印度新德里是否合法。很快就收到了律师的答复说，只要尿激酶和HCG不落地加拿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吃了这定心丸后，通过sangon把尿激酶和HCG销给Meidicare的进展非常顺利。那时年销售额达60万美元左右。在扣除成本和运费后，sangon能有25%左右的利润率。
左边第一人 Dr.Prakashi，第三人王启松
为了了解尿激酶和HCG在新德里的销售情况，周末，王启松和妻子常常特地开车去新德里和周边的城市的药店询问他们是否有尿激酶和HCG。当店员拿出印有sangon标签的药品时，他俩兴奋极了。Dr.Prakashi告诉王启松，全印度的尿激酶和HCG全部都来自sangon，独此一家。
当王启松有机会回到上海时，他常常会去拜访上海生化制药厂的领导们，并设宴款待他们。席间，厂长和付厂长无不感慨地说：“你知道吗？为了把中国的尿激酶和HCG的针剂销到全世界，中国的各大制药厂想方设法，前赴后继，有的去国外办展销会，有的专程去国外的大制药公司拜访，没有一个成功的。他们不愿意直接购买中国产的针剂，他们只买原料，自己分装，贴自己的牌子。而您是中国唯一一个直接把尿激酶和HCG针剂打入到国际市场的人，与你比，我们这些人都白活了。”
这是王启松攫取的第二桶金，这桶金比第一桶金来得似乎更加轻松。
在王启松掘得两桶金后，他的大女儿放弃在加拿大直升读硕士的机会，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sangon。这时王启松开始思考另一个比丙烯酰胺市场大100倍的产品-Taq酶。Taq酶是基因扩增技术（PCR）的关键原料。他之所以一直不去碰这个产品是因为他知道Taq酶是罗氏公司覆盖全球的专利商品。在他获取两桶金并有了可观的资金积累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罗氏制药公司总部发了一份传真，询问有关Taq酶专利的情况。第二天，他收到的传真显示：（1）购买Taq酶专利的费用是10万美元。（2）Taq酶专利覆盖的国家有40多个，马来西亚也在其中。虽然王启松完全有能力支付10万美元的专利费，但问题是这专利中注明，最低价不得低于23美分/单位。他想，如果大家都卖23美分/单位，sangon作为一毫无名气的小公司是难以接到订单了，因此他放了这念头。当他反复查看那拥有专利国家的名单时，他惊讶地发现加拿大居然不在名单上。为了求证加拿大不是Taq专利覆盖的国家，第二天，他开车去一家多伦多的专门咨询专利事务的公司，请求他们核查一下加拿大是否是Taq酶专利的授权国。核查后，这家公司告诉他加拿大的确不在其列。他把这好消息告诉了沈思详。沈思详当场答应他能生产Taq酶，并答应可以1美分/单位的价格供应给sangon。当时市场上的价格是23美分以上/单位。为了保持强的竞争力，他决定把价格定在10美分/单位。当收到来自沈思详的Taq酶后，他开始着手宣传广告和发放样品的准备。他还是亲自出马。几天后，他的免费样品和宣传广告已发到多伦多大学的80多家实验室。让他感到惊喜的是，第四天后收他到了四个订货，第五天收到了八个，第六天收到了十一个订货。很快，在多伦多地区，至少有一半的实验室都用上了sangon的Taq酶。
在一次有众多加拿大本土生物公司参加的展销会上，有好几个本土生物公司的老板感叹地对王启松说：“我们干了一二十年了，居然没有发现在在加拿大是没有Taq酶专利的，却让你这个中国佬（Chinese guy）发现了这块金矿。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
后来，sangon被改名成 Biobasic，Inc.（BBI），并交给两个女儿管理。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BBI今非昔比，它已是北美洲最大的生物化学制剂的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而粗产品都来自中国。
短短的几年，王启松射出的三只创业之箭，三发三中。这看似偶然，但实际上也是他坚持长期看书，加上能吃大苦，耐大劳精神给他应有的回报。
时间到了1994年，有一天王启松对妻子说：“虽然在ICGEB1工作有名有利，但落叶还是要归根的。我想回中国创业。虽然在加拿大和印度我们已赚了不少的钱，但那都是小钱，真正的大市场是在中国。当前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腾飞的阶段，我们回去正当时。”妻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么多年我都一直跟着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这次还是听你的。但我只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在ICGEB的年薪水加补贴超过10万美元，它相当于四个美国教授到手的薪水，它值得让你去冒险吗？”为了兑现那埋藏于心近20年的创业誓言，为了报效祖国，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添砖加瓦，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创业。
1994年，很快“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生工”在上海漕河泾开放区注册登记了，共出资8万美元，并享受两免三减的待遇。
经过一年的准备，到了1995年的5月，第一条合成的引物DNA正式下线。为了节省开支，他只租借了一40多平方米的厂房，把生产和办公放在一起，只雇了3名员工，把DNA合成作为生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产品。
听说王启松要搞DNA合成，他的许多好友有点急了，纷纷打电话或亲自上门劝说他放弃这念头。他们说了一大堆的理由，比如：1、你面对的是坐落于全国各大城市20几家属于研究所和大学的实验室的竞争，你遇到的不是一两个对手，而是一“群狼”。2、他们在成本上有巨大的优势。比如一台近40万元的DNA合成仪是国家为他们购置的，做DNA合成的实验室是不需要付租金和水电费的，人工的工资是也国家发给他们的，进口的原材料都是免税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和他们拼是鸡蛋碰石头。”王启松没有听信他们的劝告，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而在王启松眼里，这20家对手是不堪一击的，因为：1、他们的生产成本比生工的高出5倍左右。他们用于DNA合成的10种原材料都是进口的，而生工除了其中的一个必须进口外，其余的九个试剂都能自己生产。2、他们是一帮不做销售和坐等订单的“官商”。没有销售的企业是注定要失败的。3、他们是8小时工作制，晚上和周末是不愿意加班的。
那时DNA合成的市场价是55-60元/碱基，为了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绝对的优势，王启松把价格定在他们的成本价30元/碱基。而那时王启松的成本价只有3-4元左右/碱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销售。销售的目的是要把生工的这诸多的优势当面告诉那坐落在全国40个左右大中城市里的近万家实验室的负责人。那时王启松完全有能力雇人去做销售，但他不放心，他要把生工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计划的雄伟意味着推销任务的艰巨，他打算花500天的时间把那近1万家的实验室一个不漏地走访1-2遍，并把生工的四大优势当着这一万家实验室负责人的面告诉他们：（1）当前市场上的价格是60元/碱基，而我们的价格只有30元/碱基，每年能为您节省数目可观的科研经费。(2)、为了让您用上放心的合成DNA，我们对每一条合成的引物都附上一份质量分析报告，而其他实验室是不提供这报告的。（3）为了确保你们尽快地收到DNA合成产物，我们每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除年初一到初三休息外，DNA合成都不停地运转。（4）我们设有800免费电话，随时包括晚上为你们提供技术咨询。
在那500天繁忙而又辛苦的日子里，他每天早上6点就出发了，8点前就在实验室门前等候了。到了下午5点钟，当大部分实验室关门后，他仍不肯离去，在各个大楼和各个楼层之间穿梭，寻找那些仍有灯光的实验室，他不愿意漏掉任何一个客户。因为每天有12-14个小时都在奔跑，他穿的皮鞋不到2个月就磨破了。虽然那皮鞋的质量不是很好，但商店还是给了他一个纸质的质量保证书，上面写：“不到 90天皮鞋穿破了，可以以旧换新。”为此，他还特地问销售员：“如果那换来的新鞋不到90天又穿破了，还能换吗？”销售员爽快地回答说：“你一直可以换下去，因为这是厂方的承诺，我们店是不花一分钱的。”他已记不清总共换来多少双皮鞋，也记不清总共访问了多少家实验室，他预计应该在一万家左右。他跑的最辛苦的一用户是坐落在离贵阳几十公里外的一家烟草研究所。那天，他在七点前就在长途汽车站等候了，花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那家研究所。直到晚上8-9点才回到贵阳的宾馆里。虽然那天他已疲惫不堪，但心里却是乐滋滋的。
他把这雄伟的面对面访问的计划比作“收购萝卜”。这每年数以万计的“萝卜”（DNA合成订单）原来是通过传真发到这20多家实验室的。现在他要把这些DNA合成的“萝卜”订单进行拦截，让它不再装进到那20几家实验室的小“箩筐”里，而是要装进生工的“大箩筐”里。终于上帝一个个被打动，他的艰辛而又漫长的面对面访问的计划收到了立竿见影和巨大的回报。他每到一个实验室，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当天或第二天就把DNA合成的订单传真给生工。于是，DNA合成订单像雪花一样飘来，应接不暇。生工的DNA合成仪也从最初的1台增至 3台，又增至 6台， 13台到最后的 100台左右。而员工的人数也增至200人左右。因为扩张太快，用于生产DNA的空间总是不够用，生工差不多每年都要搬一次家。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那些原本属于那20家的数以万计的“萝卜”已全部装进了生工的“大箩筐里”。而当这20余家实验室发现“萝卜”越来越少，甚至没有萝卜的时候，他们已回天无术。随着这20家实验室的纷纷倒闭，生工成了当时唯一的垄断者。
当王启松回到上海，与那些曾经劝告他放弃DNA合成的朋友再次相聚时，王启松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当时说的的确不错，是鸡蛋碰石头，但你们把谁是鸡蛋，谁是石头搞错了。”
结局是完美的，但过程却是艰辛和心酸的。他单枪匹马，要把坐落在全国40个大中城市里的上万家实验室都要走访一遍，那该是何等艰难的任务。那时的他得过两关：一是面子观，二是疲劳关。面子观是对心灵的拷问，是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的。例如有一次，当他去广州中山大学推销时，一位认识他的教授把他拉进办公室，细声细语地对他说：“你怎么干起这行当？你曾是中国生物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你还到我们学校做过报告，我们都认识你，尊敬你。你也一把年纪了，你为什么不派一个马仔跑？这多丢面子呀！”王启松无言以对，只是尴尬地说：”谢谢您的好意。既然我干了这行当，我最关心的事是是否成功，而不是面子，成功比面子更重要。”至于疲劳关，得看年纪和时间。一个30-40的壮汉，让他走南闯北奔跑上半年的时间，大多数人都能胜任。但那时的王启松已55岁了，他不仅每天要跑12个多小时，还足足跑了500天，这是绝大多数人，包括三四十岁的壮汉也难以承受的。
有人在评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时说：“他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一心只想赢。”当时的王启松似乎也和乔布斯一样，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钱，疲劳和面子这些东西，他一心想的也是赢。
正当我们的DNA合成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家上海实力雄厚以旅游兼餐饮业为主业的公司决定搞DNA合成。开业前，他们已偷偷地做了几个月的精心准备，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DNA合成仪等仪器设备，还大造舆论。除了在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上、各大报纸大张旗鼓地造势外，他们还不惜工本，特地从美国请来了一位DNA合成专家，到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研究所和大学做DNA合成报告，宣示他们的存在和所谓的优势。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介入DNA合成是因为该公司的老板受了他一亲戚的鼓动，而此人曾是我们公司的一名庄姓的销售员。他的突然离职就是为组建新的DNA合成公司。一时间，乌云压城城欲摧，对于这样一个资金雄厚的强大对手，王启松的确有几分紧张。惊愕之余，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去和他们公司的老总面谈一谈，把我们的真实实力告诉他，逼他退出市场？当王启松把这想法告诉公司的两位高管时，他们笑这是异想天开，并说：“他们已花了那么多钱购买仪器设备，又请了美国专家到全国讲课，已在电视和各大报纸上大造舆论了。如果他们突然停下来，面子往哪儿放？”王启松说：“我不一定成功，但我一定要试一试。”于是他打电话给庄先生，请求他们的老总能给王启松十五分钟左右时间，面谈一下。王启松对庄某说：“我们是竞争对手，但听听对方的说辞，至少是没有害处的吧！”一两天后, 对方的老总答应与王启松见面。为了珍惜这珍贵的15分钟，在面谈时王启松单刀直入，一边用手指着庄先生，一边说：“他是知道我们公司底细的人。我们给南韩、台湾代理的价格是4.3元人民币（0.5美元）/碱基。您应该相信，我给他们这个价不是义务劳动，还是有利润的。而你们的成本价应该在8元/碱基左右。如果从明天起，我们印制1万份广告，发给全国所有的用户，宣布我们的 DNA合成价格降至8元/碱基。只要你们仍在经营，我们将一直维持这个价，你们怎么办？”会谈很快结束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几天之后，他们宣布休兵了。王启松没想到，他那15分钟的谈话竟然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这是一个典型冲动创业的案例。后来，在王启松给大学生做创业演讲时，他把这家公司作为反面的例子，告诫年轻人在创业前一定要做好市场分析，不能冲动，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实现百战不殆。
在DNA合成事业逐渐发展的过程中，生工还把合成的DNA通过当地的代理销到日本、韩国、台湾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那时，sangon还拥有一亲和层析方法纯化合成DNA产物的专利。用这专利只须把纯度只有30-40%左右的DNA粗产品通过一根小柱子就能获得纯度大于99%的DNA产物，整个过程只须几分钟。这是以令DNA合成专家都非常钦佩的技术，因此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IDT，韩国的Bioneer，德国的MWG都想购买这一技术，但都遭到了生工的婉言谢绝。
在DNA合成在中国取得垄断地位后，王启松决定扩大产品线，把原来单一DNA合成的产品线扩大到18大类。为了编写一份精致的目录，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在电脑旁，日不出户，达两年之久。他之所以这样重视目录的编写是因为他对目录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1）目录显示的是公司的规模和规划。（2）目录是公司形象的重要表征。（3）目录上的产品数量越多，未来的营业额将越来越大。（4）精致和厚厚的目录能给竞争对手以压迫感和自卑感。后来生工的目录厚达3000多页，与美国化学巨头sigma的目录相差无几。随着公司产品线的不断扩大和覆盖全国销售网点的建立，借中国经济腾飞之东风，生工每年保持35%的速度增长。2023年，生工被福布斯评为中国生物和医药领域里的独角兽企业。
除生工的总部外，在全国还有30家分公司
大约2010年的某一天，当王启松访问中国军科院某研究所路过一办公室时，一位教授走了出来对他说：“你来得正好，请你进来，我们几个人正在商讨有关你的事。我们一直在背后议论你，议论你对中国生物界的巨大贡献。如果没有生工，我们今天用的诸多科研的材料，例如DNA合成，DNA测序，基因合成，多肽合成，生化试剂，耗材等产品不仅价格昂贵，还都得从美国进口。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还得等2个月才能到货。这样的科研生态是令人窒息的。而你改变了这一切，你改变的不是一所大学或一家研究所，而是全中国生命科学的整个生态。你对中国生物界的巨大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此我们一直想为你写一份报告，递交给国家科委，希望国家科委能为你颁一个大奖。问题是谁来写这份报告？写报告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看来，王启松是永远得不到这个大奖的，但这几位教授的一席话却让他那颗疲惫的心得到了安慰。
和王启松在学的领域里获得的诸多成功一样，他在商业中获得的巨大成功也得益于深藏于他心灵深处的那句“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的古训。不过，这里的“书”已不是真正的书，而是带有哲学含义的“书”。
三、教
在“教”的领域里，虽然王启松曾是复旦大学的老师，但那时的他是做科研的，从来就没有上过一节课，把他说成是教育的门外汉并不为过。
在学生时代，王启松曾是一名副其实的超级学霸。在读中学，特别是在读大学期间，他不仅是班级，年级的第一名，而且他还具备了能把年级第二名远远抛在身后的能力。虽然那时他有着这样过人的才华，但难得机会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在全世界的大、中、小学都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在每次期末考试中不及格的学生比例不得超过5%。如果超过了5%，出现了大面积的不及格和补考，老师和校方不仅要被问责，还难以向学生家长交代。期末考试不及格的人数不超过5%意味着能考到90分以上的人应该在10%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启松的过人才华被掩盖，难以表现出来。王启松说：“假设每次的大中小考试的题目都是最难的，难到所有其他同学都目瞪口呆的时刻，我不仅能稳拿第一，而且我还能把第二名远远抛在后面。”
接受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倩的专访
王启松在读书方面的才华得益于他发明的“两高学习法”。他说：“如果把传统的学习方法比作是‘步枪’，那‘两高学习法’就是一挺‘机关枪。”五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因为过于寂寞，无事可做，他突发奇想，决定把他那束之高阁达60余年的“两高学习法”公布与众，并介绍给了11所中学。不出他所料，这11所中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三年前原来在县、市、州排名垫底的一些学校居然都冲到前列。原来处于崩溃边缘，没有几个学生愿意前来报考的一些中学一夜之间变成了被争抢的香饽饽。“两高学习法”的巨大成功引来了央视，新华社，中国教育电视台，非遗组织，当代科学家杂志和纽约时代广场等众多媒体的关注，对他本人和这些学校进行了密集的采访和报道，并不约而同地把他的方法誉为读书的革命和神器。一夜之间，王启松摇身一变成了中国著名的教育家。
“两高学习法”是“高标准学习法”和“高密度学习法”的统称。“高标准学习法”适用于英语，它要求学生先把英语课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在中文译文这个“提词器”的帮助下背英文。因为有了“提词器”，再长的英语课文都能一背到底。一旦传统的低效的读英语被切换成高效的背英文，学习英语将变得既简便而又高效。“高密度学习法”适用于除英语之外的所有学科，它要求学生先把上过的课文用自己的语言浓缩成体积小5倍左右，而密度也相应增加5倍左右的精华课文，然后只须把这一篇篇的精华课文大声朗读10遍左右，学生就能拥有似乎把所有课文都背出来的奇妙感觉，达到读背合一的效果。读背合一，顾名思义，用的方法仍旧是读，但得到的却是背的效果。一旦基于看书和读书的方法被切换成背书和巧背书之后，在操作上不仅更加简单易行，而且学习的效率将成倍的增加。
“两高学习法”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
听听来自一线老师对“两高学习法”的雷人评语能增强我们对“两高学习法”的信心。
在评价“两高学习法”时，湖北黄石一中的盛茜老师说：“‘两高学习法’有着神奇的效果，它是21世纪的伟大发明。”王丽老师说：“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中的DEEP SEEK。”山东汶上第一实验中学的杜昌盛老师说：“期末考试前用传统方法复习，辛辛苦苦花一个星期的时间，用‘两高学习法’只须一两天就能搞定。”
“两高学习法”给学校带来的是一皆大欢喜的结局，学生，老师，校方和家长都是受益方。它总共有10大好处：
简化读书的流程，提振学生的自信心，帮助他们实现各科学习成绩的突飞猛进。
帮助学生在日后的中高考中先声夺人，再度领先。
让大声朗读有了用武之地，让原本高效的“两高学习法”如虎添翼。
有利于作文写作能力的大幅提升。
有利学生实现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的自动切换，变厌学为乐学。
有利于学生品行，特别是追求完美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和提高。
帮助老师找到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突破口，提振教师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用“两高学习法”替代课外作业，帮助学生轻装上阵，帮助老师大幅减负。
有利于学校知名度的提升，改善生源。
有利于家长的参与，让学生和家长的更加和睦。
在上述十大好处中，第6条中所说的培养和提高学生追求完美和吃苦耐劳精神高尤为重要，因为追求完美和吃苦耐劳精神的结合恰恰是我们今天大力弘扬的匠人精神的具体表现。用一公式表示：追求完美+吃苦耐劳=匠人精神。可以预见，一旦“两高学习法”在全国得以普及，那时的中学不仅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场所，而且还是培养小匠人的地方。当一批批小匠人走上工作单位，他们不仅能成为他们各自单位的骨干力量，而且还能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
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过：“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育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二是品。为了实现“教书育人”这一理想，百余年以来，全世界的数以亿计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们前赴后继，绞尽脑汁，不断探索，始终未能找到既能帮助学生大幅提高学习成绩又能提高学生品行的突破口。传统教学方法之所以不能同时解决学和品的问题是因为它把学和品这两个内容人为地分隔开来。而“两高学习法”却能把学和品融为一体。在学的整个过程中，品也能同步提高。“两高学习法”的最大功绩是它为教育育人提供了一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方案。如果说蔡元培先生是教书育人的倡导者，那王启松就是教书育人的执行者。
可以预见，一旦“两高学习法”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和普及，它惠及的不仅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而且还有他们的子孙后代。借助“两高学习法”，人类将变得更加的聪明，勤勉，积极向上，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然而推广是极其艰难的，它需要各国政府的支持和介入，而要让“两高学习法”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得到普及，也许需要一两个世纪的时间。但一旦那一天真的到来，“两高学习法”将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华民族的第5大发明。
成功之源
在向王启松请教他成功的成因时，他的解答让我们大开眼界，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他说：“如果我算得上是一小有成就的人，那我所获得的所有成就不外乎三方面的原因：（1）我像狄更斯“雾都孤儿”笔下的Oliver Twist是一个对社会有着强烈诉求的人（右图）。那年代身处英国某孤儿院的 Oliver Twist每天都吃不饱。为了能多吃一点，每次他总是勇敢地走到前面向饭师傅和阿姨发出“more please”的请求，即使挨打，他还是不停地请求着。而其他的孩子因为胆小，从来就不敢发声。”如果把我和我众多的同学和同事比，我就是Oliver Twist，而他们更像是坐在后面的那群孩子，虽然心里也有诉求，但却不敢发声。不发声，等于没有诉求。一个没有诉求的人一辈子一定是碌碌无为的。我的运气很好，我几乎所有的诉求都如愿以偿。（2）为了让诉求变成现实，我既刻苦又执着。我把杜甫的那句‘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作为我的座右铭和我的行动指南。这十个字的座右铭非常精辟，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艰苦奋斗（读破万卷书），我们就能获得巨大的具有‘神’一般的成功（下笔如有神）。（3）我还有一个好的习惯，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都力争把它做到尽可能的完美。
Oliver Twist 说：“More please”
王启松的故事还在继续，央视还特地为他安排了两场特大型的讲座，一个是30集的题为“读书神器-‘两高学习法’大讲堂”，另一个也是30集的题为“老顽童的趣闻轶事”。
今年王启松已是耄耋老翁了，他不仅一刻都没有闲着，甚至比年轻人还忙。前不久他还递交了一份提高睡眠质量的专利申请。虽然他已85岁了，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和一个大约1岁孩子一起玩上半个多小时左右，他们十之八九都会对爸爸妈妈说再见，跟我走。”听到这里，我们感叹不已，童心未泯的他居然有这样的本事。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忙到老，乐到老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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